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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佛教的流派及演变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后,在印度几经演变,大约可以分为四个时期:(1)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中叶,为释迦牟尼创教及其弟子相继传承时期,称为根本佛教或原始佛教(佛逝世后约100年之间)。(2)公元前4世纪中叶以后,至公元1世纪,由于对教义和戒律的理解不同,佛教分裂为上座部和大众部二部,称之为根本二部,并从中演化出许多教团,后称为18部或20部,称为部派佛教(原始佛教时期后约400年之间)。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被称之为小乘佛教。(3)佛示寂500年后,产生了大乘佛教,即龙树菩萨创立的中观学派(此后约400年),被称为空宗。后来大乘佛教有瑜伽行学派(此后又约400年)的产生,被称为有宗。这一时期的后期,密宗颇为流行。(4)到7世纪至9世纪,大乘佛教的部分派别与原婆罗门教结合而发展为密教(此后又约300年)。自11世纪到13世纪,印度受到外来侵略,佛教在印度趋于衰落。

小乘佛教。佛教创立时,印度已进入农奴社会。当时印度传统的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三种信仰及婆罗门作为一切知识垄断和神权统治代表的地位开始动摇,并成为众矢之的。自由思想家中出现了反传统信仰的沙门思潮。佛教属于沙门思潮之一。佛陀所处时代的印度,和我国春秋战国一样,也出现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产生过许多对于宇宙、社会、人生的不同见解。其中,学术界和佛教界所公认对佛陀有影响的,有六个学派即所谓的“六师外道”。

通常把释迦牟尼创教及其弟子相续传承时期的佛教称为原始佛教,也称根本佛教。佛陀从不作形上立说,一切诉之于理性经验,教人实践解脱道。佛陀极善于删繁从简,就地取材运用譬喻,每对弟子说法,总是要言不繁,绝少见长篇大论。佛陀的说教最初是口传,为便于记忆,用偈颂形式,后编辑为经、律、论组成三藏。在经藏中,近代学者认为真正属于佛陀的说教和最早的经典是《经集》、《如是语经》和《无问自说经》其中包括一些戒律条文。

佛教创立后,在印度几经演变。佛陀逝世后,弟子们奉行四谛、八正道等基本教义,在教团生活中维持他在世时的设施和惯例。由于佛陀在世时于不同场合对不同对象有不同说法,弟子们便对此产生不同的理解。约在佛灭后100年,佛教分裂为上座部、大众部两大部,称为根本二部。此后100年间续有分裂,先后分成18部或20部,称为枝末部派。故称之为部派佛教。关于分裂原因 ,南、北传佛教有不同说法。据南传佛教的说法,主要是戒律的意见不同;据北传佛教的说法,主要是对教理的看法不同。

在佛灭后约100多年,以毗舍离城为中心的东方跋耆族的比丘,对戒律取了较为自由的行动,而归结为“十事”:(1)角盐净:即是听贮食盐于角器之中。(2)二指净:即日影偏过正午二指后,如未吃饱,仍可进食。(3)他聚落净:即在一食之后,仍可到另一聚落复食。(4)住处净:即是同一教区(界内)的比丘,可不必同一处布萨。(5)随意净:即是众议处决时,虽不全部出席,但仍有效,只要求得到他们于事后承诺即可。(6)所习净:随顺先例。(7)生和合(不搅拌)净:即是可饮未经搅拌去脂的牛乳。(8)饮渎 楼疑净:可喝未发酵、或半发酵的棕榈汁。(9)无缘坐具净:即缝制坐具,可不用贴边,并随意大小。(10)金银净:即听受金银财物。

但以耶舍为首的西方比丘(以摩偷罗城为中心),则以此不合乎律制,判为非法,因而引起争论。对于这“十事非法”的结果,就是上座部与大众部的分裂。认为“十事非法”的耶舍长老成为上座部,意思是以佛教长老为中心的正统派。坚持实行这十事的跋耆一派成为大众部,被认为是佛教的非正统派。“部”的原意是“说”的意思。上座部属于长老的主张,大众都是多数僧侣的主张,是比较强调发展的流派。其实若以佛陀思想去衡量,此十事正是佛陀告知阿难的细微戒可舍的范围。上座部长老格于佛制的尊严,在律文中增补了十事为成文法。但跋耆比丘们的内心还是不平,更值得注意的是毗舍离国王,亦不满客来的少数上座,并加以驱逐,造成了部派分化。最初,大众部分化为8部,后来上座部分化为10部,共18部,连同上座部、大众部合称20部。南传佛教史载18部,即去掉北传佛教史所说的西山派和北山派。

关于这些部派的名称,有的据部主名字命名,如犊子部、法上部、法藏部等。有的据学说性质或名字命名,如一说部、多闻部、经量部、正量部、说一切有部等。有的据部派流传地点命名,如制多山部、西山部、北山部等。这些部派中,主要是大众部和上座部的分裂,故称为“根本分裂”。变化最多、最快是说一切有部。在佛学思想中,最重要的流派是说一切有部和经量部。当时佛教传播范围很广,北至喜马拉雅山麓,南至基斯那特河(克里希那河)。一般认为,上座部以说一切有部为代表,它与大众部在教义上有较大差别。

上座部与大众部的主要差别:(1)佛陀观,大众部系统认为释迦牟尼生来非凡,威力无边,无生灭变化,他讲的每字每句都是佛法;而上座部虽承认历史上作为教主的释迦,却认为他生前也有常人的烦恼,他讲的话不一定都是佛法。

(2)对世界的看法。大众部系统认为一切皆虚不实,都不过是些由人们方便施设的“名”,只有出世间的“道及道果”是真实的,较强调“空”的方面;上座部系统中,特别是最有势力的说一切有部,认为“三世实有,法体恒有”,肯定五蕴及由它们组成的一切物质性和精神性的东西,把它们分成色法、心法、心所法等,又把心所法分成:大地、大善地、大烦恼地、大不善、小烦恼、不定这六类法。以上都是有生灭变化的“有为法”,此外还有“择灭无为”(涅 )等永恒不变的“无为法”。

(3)轮回问题。大众部因强调摆脱生死的出世的真实性,对此没有展开讨论,而上座部系统对此有激烈争论。有没有轮回主体,有没有灵魂?在原始佛教理论中没有明确论证,但实际上是承认的,因为否认这点,它的三世轮回说就不能成立。上座部系统的犊子部认为有轮回主体,称之为“补特伽罗”,说它承受着前生的“业因”(行)投入母胎,形成今世的生命。此外,经量部主张有“一味蕴”,说一切有部主张“世俗补特伽罗”(或“我”),都可以看作是灵魂。

(4)关于解脱修行。大众部系统认为众生有内在的解脱根据,即“心性”,说它本来清净,只是由于后天的情欲才使它受到染污,此即“心性本净,客尘随烦恼之所杂染,说为不净”,在修行理论中已包含顿悟成份;上座部系统基本因袭原始佛教主张,把觉悟解脱过程看作是克制和灭除情欲的过程,没有提出内在的心性问题,将观悟四谛的禅修程序更加繁杂化、细致化,并把不同观悟阶段与解脱的果位(预流、一来、不还、阿罗汉)结合在一起。

可见,在部派佛教中,大众部系统的主张较开化、简单易行,而上座部系统较保守、教义繁琐,主张累世修行。部派佛教从原始佛教偏重人生哲学而扩展到宇宙领域。大众部偏重于讲“空”,从宗教实践和宗教理论的角度来看,大众部对后来的大乘佛教影响较深刻,大众部的理论与大乘中观学派(空宗)有较多的渊源关系。而上座部则向说经部演变,后来又在深受大乘空宗的影响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为大乘瑜伽行学派(有宗),而将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贬为小乘。

大乘佛教。大乘佛教产生的社会原因是,随着封建经济的形成,教义理论日益复杂烦琐,过着严格的出家持戒生活的佛教教团已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因此带有自由色彩、较多神话要素的大众部教义受到欢迎。大乘佛教就是在大众部教义基础上创立的。大众部原在南方盛行,大乘佛教盛行后,它便随之消失了。大乘佛教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也受到民间宗教信仰及希腊、伊朗文化思想的影响。在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时期,在家信徒是僧团的势力,他们在经济上资助僧团的宗教活动,并负责维修佛教遗迹和佛塔等宗教场所。这些在家居士是促使大乘佛教产生的重要社会力量。

在纪元前后,在佛教徒中,流行着对佛塔的崇拜,从而形成了菩萨众——大乘最初的教团。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据《大般若经》、《维摩经》、《妙法莲华经》等阐述大乘思想和实践的经籍进行修持和传教,形成了中观派(空宗)和瑜伽行派(有宗)两大系统,而将早期佛教贬为小乘,发生了大乘与小乘的历史分裂。

大乘佛教分空(中观学派)、有(瑜伽行学派)二宗。中观学派主张观察问题要不落一边(如空与有、常与无,各一边),即要综合两边,符合中道,因而名中观学派。由龙树菩萨(150一250年)及其弟子提婆(圣天,170一270年)所创立,奉《大品般若经》为主要经典,龙树所著《中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和提婆所著的《百论》为基本理论著作。提婆的后继者罗 罗传系至清辨及佛护,随后又分演为不同派系。约在4一5世纪,大乘佛教又形成了瑜伽行派,并成为佛学主流。“瑜伽”是相应的意思。瑜伽行学派尊称弥勒为始祖,以《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为主要经典。而实际创始人是无著和世亲两兄弟。无著的《摄大乘论》、世亲的《二十唯识颂》、《三十唯识颂》和《大乘百法明门论》等著作,在创宗方面作用最大。继世亲之后有亲胜和火辨两家,他们相继发挥亲胜学说的有德慧、安慧和真谛。以上为前期瑜伽行派。再后,继世亲、火辨一系的陈那,特重视因明学(也就是逻辑论证和认识探讨),而发挥陈那思想的有无性、护法、戒贤(玄奘法师在印度的老师)和法称,被称为后期的瑜伽行派。

龙树、提婆反对部派佛教某些流派的万物实有的观点,认为人生的痛苦在于人们对于世间一切事物没有真正的了解,产生了颠倒分别的无益戏论。要解脱痛苦,最根本的是要体会一切事物的“实际”,认清一切事物并无实体,即“无自性”,就是“空”。中观学派的空观是根据缘起学:万物既是因缘和合而生,这就说明其不是真实的存在。因缘所生就证明事物的内在并不真实,任何事物只要依靠先行事物而得以存在,它就必定失去声称自己有内在真实性的权利。佛教缘起学是讲任何事物都是有原因的,否则就不是实有的事物。这就是说,由于事物是有原因的,因此是实有的。而中观学派认为,一切有原因的事物都不是真实的,正是因为有原因,所以才不真实。这是在原来的缘起学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为“缘起性空”、“一切皆空”的宇宙观,因此,大乘中观学派被称为空宗。

瑜伽行学派继承了中观学派的空观思想,但认为“一切皆空”的说法会导致否定佛的主体和境界论,危及佛教自身存在。于是,提出了“万物唯识”所变,“识有境无”的主张。众生的“识”是变现万物的根源,由于万物由识所变,因此万物(也就是境)是无(也就是空)。由于识能变现万物,因此识是有的。瑜伽行派主张识有,所以又名有宗。识能变现万物,识也就是众生轮回转生的主体。由此,瑜伽行派提出了“转依”的宗旨,用作为解脱的代替语。所谓“转依”是从人们与生俱来相续不断的意识状态着眼,认为人们意识、认识的转变会影响行为,也会使整个认识行为和环境都发生转化,众生也就随着这种转化而成佛。这是佛学中最具有典范意义的哲学。

大乘佛教思潮的出现,是继部派佛教之后的第二次大分化,也是对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的最大冲击,从整个印度佛教史来看,是最大的一次分裂。“乘”是运载或道路之意,大乘佛教指责前期佛教只求个人解脱,是小乘。前期佛教则不承认自己是小乘,而认为自己是佛教正统,并指责大乘佛教是杜撰的,并非佛陀的教化。其实,任何宗派和学派都有一个发展、演变、补充进而完善的过程。部派佛教补充了原始佛教的一些理论,大乘空、有二宗继承和发扬了前期佛教学说,并有所发展,在理论上更为完善。

大、小乘佛教在精神和实质上的区别。1.在对佛陀的看法上,小乘佛教认为,释迦牟尼是人间的觉者,佛教教主和传教师。而大乘佛教认为,只有依靠佛的智慧、功德才能救度众生,而把佛视为超人的存在。小乘佛教一般认为佛仅一尊就是释伽牟尼,大乘佛教认为有十方三世无量诸佛,如阿 佛、阿弥陀佛、弥勒佛、药师佛等等。这就更进一步认为佛是整个宇宙力量的体现。

2.在追求的理想上,小乘以追求阿罗汉果为究竟,偏重于个人解脱,而大乘以成佛为目的,提出了菩萨(菩萨是菩提萨 的简称,是有情、智慧、觉悟的意思,故可意译为觉有情)的名号,作为成就正觉(佛)的准备。认为菩萨是佛体,应以菩萨为目标,众生只要达到去掉无明,就可以进入究竟的境界——涅 。普渡众生的思想不在寂灭,而在永生。

3.在修持方法上,小乘认为人生痛苦的原因在于人生的本质,即由种种行为(业)和种种烦恼(惑)而产生的苦果,应当重教尊闻,追求断业灭惑,不使再生。所以主张个人远离社会,隐遁禁欲。大乘则认为,人生问题不应孤立解决,而应全面解决,不但自己要解除痛苦,也要使他人解除痛苦,即强调众生的“共业”共同转化。因而大乘重行为,强调不应回避现实,而要面对现实,理解现实,厂行六度四摄之法,修菩萨之行,在现实中求得解脱。

4.在理论上,小乘拘于佛说,认为佛所说的都是实在的,佛说有某个概念,就有某个概念的存在;只承认“人无我”,即人没有独立永恒的实体,人是空的;至于宇宙万有,则不是空的,这就是“人空法有”的学说。大乘佛教对于佛说则有较为自由的解释和发挥的色彩,认为不仅“人空”,且“法也空”,即宇宙万有也没有独立永恒的实体,也是空的,是“一切皆空”,主体和客观都是空的。

大、小乘过去一直有宗派的争执,更有甚者,小乘人不同大乘者共饮一条河的水,其实这只是一种偏执。一般认为,小乘佛教较为接近佛陀的原意,大乘佛教是“非佛说”,但却是佛陀所示之本怀。其实,在小乘佛教理论中,已含有大乘佛教的思想,只有部派佛教,尤其是说一切有部,对“法”的分析及枝末的固定,才把活泼圆融的佛法变成了严密的理论,将其佛法范围起来,筑成了阻止前进的樊篱,从而使佛教发展受到局限。大乘佛教继部派佛教的发展,冲破了这道樊篱,使佛陀精神得到开放。按“乘”是运载和道路之意,则大、小乘都是按照佛陀所示之路在前进,只不过行程和运载的能力有区别而已。有如以往用人担负重,继之而用牛马驮运,稍后有鸡公车、架架车、木船。至现代已是汽车、火车、轮船、飞机了,能说这种发展不对吗?人出外旅行,尚有步行或骑自行车者,能说他们不能到达旅行的目的地吗?小乘以阿罗汉为究竟果位,大乘则以成佛为目标,所以菩萨道深广无伦,其主要内容就是发菩提心,行波罗蜜多,历十地而成佛。据《大智度论》三句话,可概括大乘教义:(1)一切智智相作意,——一切智智即无上菩提;(2)大悲为上首,——发大悲心以普救众生之苦;(3)无所得为方便行,——体证缘生空无我之义,忘我而为众生服务,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所以《华严经》上说:“以一切众生为树根,诸佛菩萨为花果。”又说:“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这是说大乘佛教以度众生为自救的辩证目的,这也就是大乘无常观的世界观和菩萨行的人生观的具体实践。

中国原来的朝代到底有没有统治过高句丽?

《陈平忍辱苦读书》

陈平西汉名相,少时家贫,与哥哥相依为命,为了秉承父命,光耀门庭,不事生产,闭门读书,却为大嫂所不容,为了消弭兄嫂的矛盾,面对一再羞辱,隐忍不发,随着大嫂的变本加厉,终于忍无可忍,出走离家,欲浪迹天涯,被哥哥追回后,又不计前嫌,阻兄休嫂,在当地传为美谈。终有一老着,慕名前来,免费收徒授课,学成后,辅佐刘邦,成就了一番霸业。

《陆羽弃佛从文》

唐朝著名学者陆羽,从小是个孤儿,被智积禅师抚养长大。陆羽虽身在庙中,却不愿终日诵经念佛,而是喜欢吟读诗书。陆羽执意下山求学,遭到了禅师的反对。禅师为了给陆羽出难题,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教育他,便叫他学习冲茶。在钻研茶艺的过程中,陆羽碰到了一位好心的老婆婆,不仅学会了复杂的冲茶的技巧,更学会了不少读书和做人的道理。当陆羽最终将一杯热气腾腾的苦丁茶端到禅师面前时,禅师终于答应了他下山读书的要求。后来,陆羽撰写了广为流传的《茶经》,把祖国的茶艺文化发扬光大!

《少年包拯学断案》

包拯包青天,自幼聪颖,勤学好问,尤喜推理断案,其家父与知县交往密切,包拯从小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的断案知识,尤其在焚庙杀僧一案中,包拯根据现场的蛛丝马迹,剥茧抽丝,排查出犯罪嫌疑人后,又扮阎王,审清事实真相,协助知县缉拿凶手,为民除害。他努力学习律法刑理知识,为长大以后断案如神,为民伸冤,打下了深厚的知识基础。

《万斯同闭门苦读》

清朝初期的著名学者、史学家万斯同参与编撰了我国重要史书《二十四史》。但万斯同小的时候也是一个顽皮的孩子。万斯同由于贪玩,在宾客们面前丢了面子,从而遭到了宾客们的批评。万斯同恼怒之下,掀翻了宾客们的桌子,被父亲关到了书屋里。万斯同从生气、厌恶读书,到闭门思过,并从《茶经》中受到启发,开始用心读书。转眼一年多过去了,万斯同在书屋中读了很多书,父亲原谅了儿子,而万斯同也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万斯同经过长期的勤学苦读,终于成为一位通晓历史遍览群书的著名学者,并参与了《二十四史》之《明史》的编修工作。

《唐伯虎潜心学画》

唐伯虎是明朝著名的画家和文学家,小的时候在画画方面显示了超人的才华。唐伯虎拜师,拜在大画家沈周门下,学习自然更加刻苦勤奋,掌握绘画技艺很快,深受沈周的称赞。不料,由于沈周的称赞,这次使一向谦虚的唐伯虎也渐渐地产生了自满的情绪,沈周看在眼中,记在心里,一次吃饭,沈周让唐伯虎去开窗户,唐伯虎发现自己手下的窗户竟是老师沈周的一幅画,唐伯虎非常惭愧,从此潜心学画。

《林则徐对联立志》

这个故事讲的是清代著名的民族英雄林则。林则徐小时候就天资聪慧,两次机会下,作了两幅对联,这两幅对联表达了林则徐的远大志向。林则徐不仅敢于立志,而且读书刻苦,长大后成就了一番大事业,受到了后世的敬仰。

《文天祥少年正气》

南宋末年著名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少年时生活困苦,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才有机会读书。一次,文天祥被有钱的同学误会是小偷,他据理力争,不许别人践踏自己的尊严,终于证明了自己的清白,而且通过这件事,更加树立了文天祥金榜题名的志向。

《叶天士拜师谦学》

叶天士自恃医术高明,看不起同行薛雪。有一次,叶天士的母亲病了,他束手无策,多亏薛雪不计前嫌,治好了他母亲的病。从此,叶天士明白了天外有天,人上有人的道理。于是他寻访天下名医,虚心求教,终于成了真正的江南第一名医。

《李清照少女填词》

宋代女诗人李清照才思敏捷,一生留下了许多千古绝唱。她个性爽直、自由、不羁一格,从小就表现出过人的文学天赋。这个故事讲述的就是她触景生情,即兴填词的故事。

《杨禄禅陈家沟学艺》

杨禄禅受到乡里恶霸的欺负,他不甘心受辱。一个人离开了家,到陈家沟拜师学艺。拳师陈长兴从不把拳法传外人,杨禄禅也不例外。不过,杨禄禅的执着精神终于感动了陈长兴,终于学到了拳法,惩治了恶霸,也开创了杨式太极拳。

《王献之依缸习字》

王献之,字子敬,是东晋大书法家书——圣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他自己也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家。王献之三四岁的时候,母亲就教他背诗诵诗,到五六岁的时候,就能够出口成章,顺口吟出几句诗来。和他的哥哥王凝之相比,越发显得机警聪敏,而且还特别喜欢习字。王献之家有一只大水缸,本片的故事,正与这个大水缸密不可分!

《朱元璋放牛读书》

放牛娃出身的朱元璋,从小连私塾都没有念过,但是他聪颖过人,勤学好问,终于成为建立明朝的开国皇帝。

《柳公权戒骄成名》

柳公权从小就显示出在书法方面的过人天赋,他写的字远近闻名。他也因此有些骄傲。不过,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没有手的老人,竟然发现老人用脚写的字比用他手写的还好。从此,他时时把“戒骄”记在心中,勤奋练字,虚心学习,终于成为一代书法大家。

《匡衡凿壁偷光》

西汉时期,有一个特别有学问的人,叫匡衡,匡衡小的时候家境贫寒,为了读书,他凿通了邻居文不识家的墙,借着偷来一缕烛光读书,终于感动了邻居文不识,在大家的帮助下,小匡衡学有所成。在汉元帝的时候,由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推荐,匡衡被封郎中,迁博士。

《屈原洞中苦读》

这个故事讲述了,屈原小时侯不顾长辈的反对,不论刮风下雨,天寒地冻,躲到山洞里偷读《诗经》。经过整整三年,他熟读了《诗经》305篇,从这些民歌民谣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终于成为一位伟大诗人。

《王十朋苦学书法》

王十朋从小聪颖过人,文思敏捷,可是书法却不如人意。于是,他痛下决心,一定要练好书法。终于,宝印叔叔的指点下,他终于悟到了书法真谛,成为一名大书法家和文学家。

《王羲之吃墨》

被后人称为“书圣”的王羲之,小的时候是一个呆头呆脑的孩子,每天都带着自己心爱的小鹅悠悠逛逛。王羲之每天刻苦练字,却被老师卫夫人称作是死字,王羲之很是苦恼,在小鹅的启发下,王羲之在书房写成了金光灿灿的“之”字,但却误将馒头沾墨汁吃到了嘴里,留下了王羲之吃墨的故事。

《范仲淹断齑划粥》

范仲淹从小家境贫寒,为了读书,他省吃俭用。终于,他的勤奋好学感动了寺院长老,长老送他到南都学舍学习。范仲淹依然坚持简朴的生活习惯,不接受富家子弟的馈赠,以磨砺自己的意志。经过刻苦攻读,他终于成为了伟大的文学家。

《车胤囊萤照读》

车胤,字武子,晋代南平(今湖北省公安市)人,从小家里一贫如洗,但读书却非常用功,车胤囊萤照读的故事,在历史上被传为美谈,激励着后世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囊萤照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从我们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有趣的故事,你一定会明白。

《司马光警枕励志》

司马光是个贪玩贪睡的孩子,为此他没少受先生的责罚和同伴的嘲笑,在先生的谆谆教诲下,他决心改掉贪睡的坏毛病,为了早早起床,他睡觉前喝了满满一肚子水,结果早上没有被憋醒,却尿了床,于是聪明的司马光用园木头作了一个警枕,早上一翻身,头滑落在床板上,自然惊醒,从此他天天早早地起床读书,坚持不懈,终于成为了一个学识渊博的,写出了《资治通鉴》的大文豪。

《张三丰创太极》

张三丰,名全一,又名君实,号三丰,又号元元子,因不修边幅,又名张邋遢,辽东懿州(今辽宁彰武西南)人,明朝英宗时被封为“通微显化”。关于他的故事当时曾经广泛流传于民间,甚至把他看成了神仙。我们大家都知道太极拳吧?太极拳最大的特点就是柔中带刚!你知道张三丰到底怎么创造的太极拳吗?本片要说的,正是这个故事。

《诸葛亮喂鸡》

诸葛亮,字孔明,东汉三国时期徐州琅琊郡阳都县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如果你看过《三国演义》,肯定不会忘记诸葛亮。至今,诸葛亮的智慧一直被后人所传颂,许多人甚至把他当作了智慧的化身。可是你知道吗,在诸葛亮的小时候,为了上学,发生过一些故事,好玩极了!

《玄奘苦学佛法》

玄奖是唐代一位高僧,为了求取佛经原文,玄奘从贞观三年八月离开长安,万里跋涉,西行取经,终于到达印度,历时十七年,著有《西域记》,为佛教和人类进步、世界文明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岳飞学艺》

民族英雄岳飞生逢乱世,自幼家贫,在乡邻的资助下,拜陕西名师周桐习武学艺,期间,目睹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萌发了学艺报国的志向,克服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寒暑冬夏,苦练不缀,在名师周桐的悉心指导下,终于练成了岳家抢,并率领王贵,汤显等伙伴,加入到了抗金救国的爱国洪流中。

《厉归真学画虎》

五代画虎名家历归真从小喜欢画画,尤其喜欢画虎,但是由于没有见过真的老虎,总把老虎画成病猫,于是他决心进入深山老林,探访真的老虎,经历了千辛万苦,在猎户伯伯的帮助下,终于见到了真的老虎,通过大量的写生临摹,其的画虎技法突飞猛进,笔下的老虎栩栩如生,几可乱真。从此以后,他又用大半生的时间游历了许多名山大川,见识了更多的飞禽猛兽,终于成为一代绘画大师。

《沈括上山看桃花》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当读到这句诗时,沈括的的眉头凝成了一个结,“为什么我们这里花都开败了,山上的桃花才开始盛开呢?”,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沈括约了几个小伙伴上山实地考察一番,四月的山上,咋暖还寒,凉风袭来,冻得人瑟瑟发抖,沈括矛茅塞顿开,原来山上的温度比山下要低很多,因此花季才来得比山下来得晚呀。凭借着这种求索精神和实证方法,长大以后的沈括写出了《梦溪笔谈》。

《徐霞客志在天下》

有一天,江边发生了一件怪事,很多人在打捞落水的石狮,却怎么也找不着。这时,一个叫徐霞客的小孩说,只要溯江而上,就能找到石狮。果然石狮找到了,大家都赞誉这个聪颖的小孩。原来他就是长大后成为伟大地理学家、旅行家的徐霞客。

《华佗拜师学艺》

华佗,字元化,东汉末年、三国时期沛国(今安徽亳县)人,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医学家。华佗发明的“麻沸散”,是一种很有效的全身药,比西方的药要早一千六百年左右,华佗对世界医学的贡献非常巨大。不要以为华佗一生下来就是神医,华佗小时候学医,经历了千辛万苦。

《皇甫谧浪子回头》

皇甫谧,魏、晋年间人,是西晋著名的学者和医学家。皇甫谧小的时候玩劣异常,被村子里的人称为小霸王,一次,他将同窗受气包家的枣树的树皮铲掉,使得枣树枯萎,全村人看到他,都不理他了,在婶婶的教育下,皇甫谧终于浪子回头,成为了一个有用的人。

李四光太专注研究,忘记了女儿

繁忙时,李四光连回家吃饭也忘了,爱人等急了,只得派女儿去叫他。一天,为撰写一篇学术论文,竟忘记天晚该回家了。他正在凝神思考时,偶尔抬眼,瞅见一个小女孩静悄悄地站在桌边,他未加理会,又低头继续写作,并轻声催道:“你是谁家的小姑娘啊?天这么晚了,快回家吧,不然你妈妈该等着急啦!” 这时,只听见小女孩埋怨说:“爸爸,妈妈不是等我着急,是等你在着急哪!”李四光听到孩子叫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小女孩是自己的女儿李林。他不由得笑出声来,忙答道:“这就回家,这就回家。”

名人励志故事400字 不要读后感什么的,就是谁谁谁失败了但又怎么样获得了成功。。。

一.

高句丽与中国

高句丽与中国的关系,或许可用“叛服不常”四字带过,其实高句丽的战略意图还是很清楚的。打开地图,高句丽建国之初仅在浑江、鸭绿江中游占据一小片土地,四面皆敌:西面为汉辽东、玄菟〔注:第二玄菟郡〕二郡,南为乐浪、带方二郡,北面是夫余,东边有沃沮。因此,除了对周边小邦和夫余、沃沮进行吞并、打击外,对中国历代王朝取了时战时和的态度,但中心是围绕着蚕食、兼并上述四郡进行的。一旦中原王朝强大时取称臣纳贡的恭顺态度;中原一旦有事或国家分裂,即乘机入寇侵掠,以收渔人之利。中间虽几经反复,有几次还因受到中原或地方朝廷的报复性讨伐而几乎亡国,但在五世纪初还是完全达到了其战略目标:上述四郡先后入其囊中,夫余等也先后征服,西至辽河,东、北已无强敌,东南与百济、新罗接壤。其后鉴于北魏已兴,向中原内地进取的可能性不大,长寿王于427年从丸都城迁都平壤,致力于向朝鲜半岛南部发展,以打击百济、新罗为主;对中国则以辽河为界,取守势。当中国再次统一起来后,高句丽以其倔强,击败了隋炀帝大军的进讨。后来又与唐朝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二十余年的战争,最后终于在内部分裂,外部强敌压境的局面下灭亡。

1、高句丽与东汉:打打停停

高句丽立国之初,主要精力在于吞并周边小国以及应付象夫余这样的大国,还没有力量敢向天朝叫板。高句丽建国称王后,西汉元帝、成帝、哀帝、平帝也承认其高句丽王号,并令玄菟郡管理。事情还是从王莽同志那里搞糟的,这个王皇帝一来比较讲究礼仪规矩,象高句丽这样的小国怎么好僭越称王?于是降一级为侯;二者还有给别人改名字的喜好,比如“匈奴单于”改作“降奴服于”,等等。待匈奴反了,就集三十万大军准备讨击,并征发高句丽人助攻。高句丽人不愿和匈奴打仗,派去的兵纷纷逃亡塞外为盗寇,还打死了辽西大尹田谭。这还了得,王皇帝派大将严尤来讨,严尤摆了个鸿门宴,斩了高句丽边将延丕,大获全胜。王皇帝大悦,又发挥了一下自己的嗜好:下旨贬高句丽为“下句丽”,高句丽王为“下句丽侯”。高句丽从此以后就成为东北的一大边患。公元14年高句丽人占领了属于玄菟郡的高句丽县〔注:高句丽既是族国名,也是县名〕,这是第一次攻陷了汉家的郡县。

公元28年,东汉辽东郡太守发兵讨伐高句丽。大武神王高无恤坚壁清野,退入国都〔注:时国都为国内城,今吉林集安县〕附近的丸都山城〔注:今集安县西之山城子〕据守。汉军围困了三个月,高句丽人粮食将尽,大武神王急中生智,以犒军为名,派人给辽东太守送去了酒和捉到的鲤鱼。太守以为城里粮草充足,只好退兵。高句丽躲过了第一次几乎亡国的厄运。四年后,汉光武帝因偃武修文,重新册封恢复了高句丽的王号。但高句丽并未因此而停止对东汉的侵扰,公元37年大武神王向鸭绿江南的乐浪郡发动进攻,一度占据。七年后,光武帝派兵渡海收复了乐浪,阻止了高句丽的扩张,并划定朝鲜半岛上的萨水〔注:今清川江〕以南地区归东汉直辖,以北属高句丽统领。从此时起,高句丽的触角开始伸入了朝鲜半岛。

此后高句丽与东汉中间维持了六十余年的和平,高句丽太祖王高宫在一世纪的下半期一直频频出击,周边小国陆续纳入其麾下。待周围统一,内部的王权经整合而大大增强后,于二世纪时重新寇边。至146年太祖王传为于弟次大王时〔注:太祖王在位91年传位于弟,又活了近二十年才死,寿命之长真是罕见!〕,高句丽与东汉发生了以下的几次较大的冲突:

105年春,高句丽人寇略辽东六县,被太守耿夔击破,斩其渠帅;

118年,高句丽与秽貊联合寇汉玄菟郡,攻华丽城;

121年春,汉幽州刺史冯焕等击高句丽,被高句丽用诈降计打败,死伤二千余人;

同年夏,太祖王合鲜卑共八千人侵辽东,太守蔡讽以下百余人战死;

同年冬,太祖王合马韩、秽貊共万余攻玄菟郡,汉军得到两万夫余军的援助,击退之;

146年 袭扰汉乐浪郡,杀带方县令,掠太守妻子。

太祖王之后,次大王、新大王、故国川王三代,对东汉取了顺服的态度,除偶尔小冲突外,基本上罢兵休战,达半个多世纪。

2、高句丽与公孙氏:远交近攻

东汉末年,公孙氏雄踞辽东,远近戎夷咸服。高句丽与公孙氏的关系初时较睦,还曾出兵帮助其剿灭山贼。但196年高句丽新大王初即位时,王兄拔奇曾得到公孙度之助,起兵争位,旋败死。从此高句丽与公孙氏就结下了墚子。公孙氏欲入中原争锋,必须要先解决高句丽这个后顾之忧;高句丽要想实现独霸辽东的预想,也必须要排除掉公孙氏这个障碍。二者都心怀鬼胎,互相提防。但高句丽毕竟力弱,主要取保境安民的守势,待机而动。公孙康时曾给高句丽以重击,并焚毁其国都国内城,高句丽被迫迁都山城丸都(吉林集安以西之山城子)。

高句丽在外交上对待公孙氏的一招就是远交近攻,分别与吴、魏建立了关系。233年,东吴曾派使者出使辽东公孙渊处,后来公孙渊反目,杀死为首的两使者。使者团中有几个逃亡到高句丽,称奉孙权之命而来。从此高句丽与东吴一度打得火热,东吴还赐予高句丽东川王为“单于”的称号。但好景不长,曹魏当然不愿看到这种关系继续发展下去,频频派人出使高句丽,促其与东吴断交。几年后高句丽迫于魏国压力,与吴绝交,斩吴使胡卫等,送首级与幽州。

形势发展很快,随着诸葛亮死于五丈原,魏国西南战线压力减轻,开始腾出手来收拾桀骜不训的公孙渊。237年,司马懿率四万大军分水陆两路征辽东,并要求高句丽出兵相助。高句丽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天赐良机,派出主簿大加率数千精兵帮助魏军作战。几个月后,襄平城破,公孙渊走死于梁水,公孙氏在辽东的势力土崩瓦解。魏军随即潜军浮海,又收乐浪、带方二郡。魏在原公孙氏所辖地区设平州,辖辽东、昌黎、玄菟、乐浪、带方五郡,并置东夷校尉于襄平以统管之。

3、高句丽与曹魏:毋丘东征

公孙氏败亡后,辽东诸郡尽入魏手。当时魏正忙于与吴、蜀的战争,内部司马氏与曹氏又斗得正欢,无暇回顾。高句丽故态复萌,东川王又开始频频入寇,攻打辽东几个小城,获得一些小胜,便自以为兵强马壮,大吹大擂。有大臣沛者得来绝食死谏,劝国王不要惹恼大魏,招来亡国之运,东川王哪里听得进去。

果然,不久吴蜀方面战事稍息,魏国派毋丘俭东征,以报高句丽侵寇之仇。公元246年,毋丘俭带领魏军步骑万人,东出玄菟郡,向高句丽进发。高句丽东川王亲自率领步骑2万余人迎敌至沸流水,战魏军于梁口(注:今通化市江口村)。两军对阵,以死相搏,魏军以方阵迎敌。东川王被打得大败,魏军斩首数千级。东川王率少数残军狼狈逃回,据守坚固的丸都城。毋丘俭围城后,见山城的西北面山体陡峭,上面的守兵也不多,就用避实就虚,正面佯攻,西北偷袭的战法,选派一些身强体壮善于攀登的士兵,带着兵器长绳,偷偷地顺着山崖爬上去,先杀死上面的守兵,“束马悬车”,攻破了丸都山城。据《三国志》所载,魏兵“屠丸都”,取了烧光杀光的策略,唯独对当初劝说国王不要侵犯魏国的沛者得来一家网开一面,“俭令诸军不坏其墓,不伐其树,得其妻子,皆放遣之。”

不久,毋丘俭再征高句丽,东川王奔买沟(注:今朝鲜咸北会宁)。毋丘俭派玄菟太守王颀紧追东川王,过沃沮千有余里,至肃慎氏南界,刻石纪功而还〔注:1904年毋丘俭刻石记功碑在吉林辑安被发现,现存于辽宁省博物馆〕。东川王在逃亡中抑郁死去。〔注:据《三国史记》载,高句丽以诈降计刺杀王颀,打败魏追兵。此事不见于中国史籍,应为其吹嘘之语。〕魏军两次征讨,每次均俘获高句丽人口数千,将他们迁入内地。

毋丘俭东征,是中原王朝对东北地区有史以来最远的一次征讨,魏之势力远至今俄罗斯滨海地区,原属高句丽统辖的朝鲜半岛岭东秽貊地区,也归入了乐浪、带方二郡。高句丽几遭灭顶之灾,侥幸苟延残喘了下来。以后四十余年,高句丽不敢再向辽东入寇,并频频向魏、晋纳表称臣,过了一段太平的日子。

4、高句丽与前燕:千钧压顶

斗转星移,到了西晋末年,国内狼烟四起,高句丽也欲借中原衰微之机东山再起,并先后蚕食吞并了朝鲜半岛上的乐浪和带方二郡。不料,一个强大的对手――汉化的鲜卑慕容氏在辽西崛起了。慕容氏本为东部鲜卑三大部之一,时其首领慕容廆受晋封为“持节都督幽平二州东夷诸军事、平州牧,封辽东郡公”。使慕容氏取得统辖辽西、辽东、玄菟、乐浪、带方五郡的合法权力。333年,慕容廆死后,第三子皝继立,337年称燕王,正式建立前燕。

慕容氏立国前后,与高句丽之间进行了多次战争。据记载,从293年至320年,高句丽先后七次入寇辽东、玄菟、乐浪、带方诸郡;慕容廆也还以颜色,两次进攻高句丽腹地,还掘了西川王的王陵。及慕容皝称燕王后,为进图中原,准备先一劳永逸地解决后方的高句丽问题。建威将军慕容翰指出:通向高句丽有南、北两道,南路险狭,北路平阔。建议佯攻北路,以精锐出南道直捣丸都。此建议为慕容皝纳。

342年十一月,慕容皝先派遣长史王寓率兵1.5万从北道大张旗鼓进发。高句丽故国原王果然中计,派王弟武帅精兵5万把守北道的关马山城,自己率部分老弱守南道。不料慕容皝亲领精兵4万,以慕容翰、慕容霸为先锋,偃旗息鼓,从南路掩杀过来。结果不言而喻,高句丽军大败,两员大将被斩。燕军一鼓作气,杀进了丸都城,故国原王落荒而逃。燕军还抓获了国王的母亲和王妃。慕容皝本准备追击,但北路的王寓因力弱战败阵亡,遂决定班师。燕军将丸都劫掠一空,虏走了高句丽百姓五万多口,还挖了国王父亲美川王的墓,带走了王父尸体。最后燕军一把火焚毁了丸都,然后班师回国。

故国原王返回后只好重建家园,这次不敢再和燕人抬杠,而是收集了各种珍宝和虎皮、人参、鹿茸等特产,派王弟到燕国称臣纳贡。慕容皝只把国王父亲的尸体还给了高句丽。过了十三年后,慕容皝看到高句丽还算俯首听命,又接到送来了大量贡品,才把国王的母亲送回了高句丽,并封故国原王为“征东大将军、营州刺史、乐浪公、高句丽王”。

又过了十几年,前燕被前秦所灭。高句丽将逃亡而来的燕太傅慕容评执送前秦,并向苻坚称臣。高句丽与前秦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372年前秦送僧人、佛像、佛经与高句丽,从此佛教传入高句丽。

5、高句丽与后燕:攫取辽东

长期以来,高句丽一直没有忘记向辽东的扩张。然而一直没有如愿,还多次遭到中原王朝和辽东地方的大规模讨伐,几次使其邑落残破,王都被毁,濒临灭亡。因此在那个时期,高句丽的疆域很不稳定,经常是得而复失。

风水轮流转,明天到我家。到了东晋末年,高句丽第十九代广开土王时,形势发生了有利于高句丽向外扩张的变化。中原地区的东晋已衰败不堪,早已失去了对周边地区的控制能力;各割据势力纷纷拥兵称雄;慕容氏的后燕也因内讧叠起,失去了对高句丽争雄的资本;北魏刚刚建立,其势力还达不到辽东;南面的百济也因天灾人祸,呈现衰败之象。此时,历史为广开土王提供了一个施展才能的广阔舞台。

广开土王,又称好太王,名谈德。中国古籍中称其为高句丽王安。他生于公元374年,公元391年18岁时即位,公元412年39岁卒,其谥号全称为“国岗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 在高句丽历史上,广开土王以武功显赫而获得赞颂。在好太王碑碑文中,称他雄伟有奇才,“思泽洽于皇天,威武振被四海”,是高句丽各王中比较突出的人物。他即位后,先后打败契丹、百济、夫余,并出兵帮助新罗驱逐了盘据半岛南部任那的倭人,声威大震。

然而,广开土王的最大业绩,是使高句丽终于占据辽东,称雄东北。在广开土王执政的前期,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征伐百济的战争中,还腾不出力量进攻辽东,又加上当时控制辽东的慕容氏(后燕)还很强大,高句丽人还无力战胜慕容氏,不得不对慕容氏取臣附朝贡,接受封王的策略。如公元396年,慕容宝嗣位后,曾封广开土王为平州牧、辽东、带方二国王。400年,后燕以广开土王“事燕礼慢”为借口,发起进攻,慕容盛亲统3万人马前来讨伐,高句丽不能敌,连失新城、南苏两邑,仅此一役,慕容氏拓地700余里,掠得高句丽5000户。当时,高句丽和后燕相比,后燕还占有一定的优势。

好太王在顺利打败了百济以后,把主要力量转移到了辽东。公元404年,好大王一反臣服后燕的方针,与慕容氏进行了殊死的争斗,几经反复,终于将辽东地区据为已有。燕王慕容熙两次出兵反击,力图夺回辽东地区,均未达到目的,辽东自此牢牢地掌握在高句丽手中。从太祖王首次进攻辽东,到好太王最后占据辽东,整整经历了300年,此间,经过了大小数十次战役战斗,高句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实现了十几代国王的梦想。

不久,后燕灭亡,北燕据有辽西。待北魏兴起,北燕灭亡时,高句丽迎北燕末主冯弘及北燕遗民至辽东。后因冯弘欲去刘宋,被高句丽长寿王(广开土王之子)遣人。高句丽乘机兼并了北燕一部分遗民,并稳固了在辽东的地位,从中原内战中渔利。

到长寿王末年时,高句丽疆域空前扩大,其南境自牙山湾经鸟岭、竹岭到平海与百济、新罗相接,扩大到今朝鲜大同江、载宁江、临津江、汉江沿岸,为高句丽全盛时期。据《魏书?高句丽列传》载,其“民户三倍于前魏时,其地东西二千里,南北一千余里”。即东临日本海,西滨黄海,南到汉江流域,北抵辽河为界,是东北亚地区最为强大的王国之一。

6、高句丽与南北朝:封贡不绝

公元412年广开土王死后,其子长寿王即位。长寿王是高句丽诸王中精于分析形势,善于掌握全局,敢作敢为,颇为难得的人才。面对高句丽疆域扩大的新形势,他头脑特别冷静,取了北和中原诸朝,南侵新罗、百济的策略。其时,北魏咄咄逼人,中国北方即将统一,高句丽向中原内地扩张的可能性已经不大。长寿王于427年将首都迁往平壤,这一举措具有两方面的好处:1)为抵御北部中原诸朝的进攻提供了弹性,保证了王都的安全,不会再轻易出现以前都城多次被毁那样的情况了;2)为推进南进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后来的事态发展,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这样,从长寿王起,高句丽取了南进的方针,重点打击百济、新罗;对中原诸朝取事大纳贡的策略。从五世纪初到六世纪末,将近两个世纪,高句丽与中原没有再发生大的战事。朝贡的次数大大增加,从东汉到十六国近四百年,史书记载的高句丽入贡只有12次;而整个南北朝不到二百年,记载的入贡次数却高达109次。是高句丽诸王接受南、北朝册封的记载不绝于史:

413年,晋安帝册封长寿王乐浪郡公,高句丽王;

420年,宋武帝封长寿王征东大将军;

422年,宋武帝加封长寿王散骑常侍、都督平州诸军事;

435年,北魏世祖册封长寿王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郎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

463年,宋孝武帝册封长寿王为使持节散骑常侍、督平营二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高句丽王、乐浪公;

479年,齐高帝册封长寿王为骠骑大将军;

491年,北魏孝文帝册封长寿王为车骑大将军、太傅、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

492年,北魏孝文帝册封文咨王为使持节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朗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

494年,南齐郁林王册封文咨王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高句丽王、乐浪公;

496年,齐明帝册封文咨明王为车骑将军;

502年,梁武帝萧衍册封文咨明王为车骑大将车;

508年,梁武帝加封文咨明王抚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518年,北魏孝明帝册封安藏王为安东将军、领护东夷校尉、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

520年,梁武帝册封安藏王为宁东将军、高丽王;

526年,梁武帝令安藏王之子安原王延袭其父爵,为宁东将军高丽王;

545年,阳原王嗣位,梁武帝其袭父爵位;

550年,北齐文宣帝册封阳原王为使持节侍中、骠骑大将军、领护东夷校尉、宁东将军、高丽王;

559年,陈文帝诏授平原王为宁东将军;

559年,北周高祖封平原王为开府仪同三司大将军、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

560年,北齐废帝册封平原王使持节领护东夷校尉、辽东郡公、高丽王。

562年,陈文帝授平原王宁东将军。

上述诸多册封中,值得注意的是领护东夷校尉一官职,本是为加强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管辖而设立,原由中原王朝派人担任,后改由少数民族首领兼任,仍为中原的官员之一。在这个问题上,北魏与东晋南朝诸有些区别,北魏视高句丽为属国,故封此官;而东晋南朝诸以高句丽为藩属国,故在高句丽王前加“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等称号。从公元520年起,中原各王朝不再称其为高句丽王,而称高丽王,这都是由册封诏令而起。但是在《三国史记》中,始终称高句丽,就连中原册封之号,均记做“高句丽王”。可见,“高丽王”是中原王朝所加之号。

7、高句丽与隋朝:炀帝三征

隋代周后,又于589年灭陈而统一中原。然而,高句丽在隋灭陈作战时,就担心祸将临头,积极备武积粮,“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引起隋文帝极大不满,在给高句丽的诏书中很不客气地威胁说:“王谓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殷勤晓示,许王自新耳。宜得朕怀,自求多福。”灭陈的次年,高句丽的婴阳王高元即位,隋文帝册封其为开府仪同三司、辽东郡公、高丽王。

598年,高句丽王率靺鞨骑兵万余进攻辽西,被营州总管韦冲击退。隋文帝十分恼怒,命汉王杨谅、上柱国王世积为行军元帅,周罗喉为水军总管,率大军30万,分水陆两路进攻高丽,并下诏黜除高丽王高元官爵。汉王杨谅率陆路隋军出临渝关(注:今山海关)。时逢雨季,道路泥泞,粮草供应不上,军中疫病流行,虽勉强进至辽水,但已无力投入战斗;水路隋军由周罗喉率领,自东莱出海,直趋平壤城,在海上遇大风,船多沉没。于是水陆两路被迫退还,死者十之八九。高丽王慑于隋军威,亦遣使谢罪,上表自称“辽东粪土臣元”。隋文帝于是罢兵。

公元607年,隋炀帝北巡至突厥启民可汗大营,遇到高丽使者。炀帝以高丽本是箕子所封之地,汉、晋时皆为所辖的郡县,命使者转告高丽国王高元速来朝见,不然将率大军巡游高丽国土。高句丽王闻报甚为恐惧,一直未前来。结果611年(大业七年),炀帝以高丽不遵臣礼为由,下诏征讨高丽,命天下兵卒,不论远近,都于明年春天到涿郡集中。次年正月,全国应征的士卒全部到达涿郡。炀帝将军队分成左、右12军,史称全军队共计113.38万人,号称200万,统由炀帝亲自指挥。各军首尾相接,鼓角相闻,旌旗相连长达千里,声势浩大,史称“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

这年三月,隋军进至辽水西岸展开。高句丽兵依辽水据守,隋先头渡河的左屯卫大将军麦铁杖等战死。数日后隋军浮桥接成,依次渡河,歼灭东岸的高句丽军万余人,乘胜进围辽东城。每当城池将陷时,守军便用缓兵之计,诸将为炀帝训令束缚,不敢专擅,致使辽东城久攻不下,数十万大军困顿于一坚城之下。六月,隋炀帝亲至辽东城督诸军攻城,同时命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等九军共30.5万人,越过高句丽诸城,向鸭绿水挺进,与水军配合攻打平壤。高句丽大将乙支文德取诱敌深入的计策,宇文述军一日七胜,很快渡过萨水(注:今朝鲜清川江),进至距平壤30里处。乙支文德佯为请和,宇文述见将士疲惫已极,且军中粮尽,平壤城又坚固难拔,遂被迫还师。高句丽军乘其后撤,从四面抄击隋军。宇文述等且战且退,至萨水被高句丽军半渡击之,殿后的左屯卫大将军辛世雄战死,诸军皆溃,退至辽东城时仅余2700人。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水军经海道入浿水(注:今朝鲜大同江),在距平壤60里处击败高句丽军,乘胜以精甲4万攻城,遇伏大败,还者不过数千人,退屯海边。及闻宇文述兵败,亦引军还。八月底,炀帝下令撤军,第一次征高句丽以惨败告终。

大业九年(613年),隋炀帝再次御驾亲征高句丽。此次出征炀帝接受上次教训,允许诸将“便宜从事”。隋军包围辽东城,昼夜不停地连续攻城20余日。正当辽东岌岌可危时,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起兵反隋。炀帝大惊,不得不密令撤军,军资、器械、攻具及营垒等皆弃之而去。第二次征高句丽又虎头蛇尾地收场了。

大业十年,隋炀帝发动第三次攻高句丽之战。右骁卫大将军来护儿在毕奢城(注:即卑沙城,在今辽宁金县东大黑山)大败高句丽军,并乘胜向平壤进发。时高句丽因连年作战,已困弊不堪,无力再战,乃遣使请降,并将去年叛隋奔高句丽的兵部侍郎斛斯政送还。炀帝见已挽回两败之辱,遂班师还朝。

8、高句丽与唐朝:最终败亡

唐朝建立后,时高句丽荣留王高建武在位,为缓和与中原关系,接连遣使入唐朝朝贡,积极与唐朝修好。唐高祖以国家初立,也对其取了安抚政策,如册封荣留王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并放回隋时虏获的高句丽人;高句丽也放还华人万余,并毁了由战死隋军尸体筑成的纪念物“京观”,让唐收敛安葬隋军骸骨等。双方使者来往频繁,高句丽曾派人11次入贡,甚至还曾派世子朝唐,一时表现出和平的景象。但背后,双方都明白最终不免一战。高句丽花费了巨大人工物力,在沿唐边境修筑了长城,自夫余城(注:今吉林四平市以西)至海,长千余里,十六年修成。

唐太宗贞观后期,已空前强盛,厥也被消灭了,四夷威服,下面就开始着手收拾高句丽了,用太宗的话就是“为中国报子弟之仇”。贞观十七年(**3年),新罗遣使入朝,述说百济攻占其40余城,并与高句丽图谋断绝其唐朝的通路。唐太宗李世民派人出使高句丽,命其停止争战,遭高句丽权臣、莫离支泉盖苏文拒绝,唐太宗遂决定发兵东征高丽。次年十一月,诏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太子詹事、左卫率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水陆大军分道进击高丽。十九年二月,唐太宗率六军从洛阳出发,御驾亲征。张亮率水军渡海袭占卑沙城;李绩军攻克辽东重镇辽东城,斩俘两万余人。六月,唐军进至安市城(驻:今辽宁海城东南营城子)。高丽北部耨萨高延寿、高惠真率15万大军前来救援,被唐太宗击败,余众归降,高丽举国震恐。七月,唐军开始围攻安市城。由于守军殊死抵抗,使唐军至九月仍未攻克。时近深秋,草枯水冻,士马难以久留,唐太宗被迫于九月十八日班师还朝,没有达到征占高丽的预期目的。唐太宗此次出征,攻占辽东等十城,获七万余户,斩杀高丽兵4万余人,唐军阵亡数千人,战马损失十之七八。

唐太宗回朝后,群臣建议对高句丽派偏师进袭骚扰,使其国人疲于应付,耽误农时,几年后即可使高句丽因粮荒而土崩瓦解,太宗取了这一建议。以后,唐军取了对高句丽发动骚扰性攻击的策略,共有以下几次:

**7年,太宗命牛进达和李绩率军从水陆两路进扰高丽,拔石城,高句丽王遣其子高任武入唐谢罪;

**8年,太宗派右武卫大将军薛万彻率3万大军乘楼船渡海,入鸭绿水,于泊灼城(今辽宁丹东东北)大败高丽军;

655年,因高丽与百济、靺鞨联兵入侵新罗,新罗王金春秋遣使向唐求救,高宗命营州都督程名振和左卫中郎将苏定方率兵击高丽;

658年,程名振攻克高丽赤烽镇(约在今辽宁海城境),斩首3000级;

659年,唐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在横山(今辽宁辽阳附近华表山)大败高丽军。

公元660年,唐灭百济,高句丽失去盟国,陷入孤立境地。次年,高宗下令对高句丽发动大规模进攻,发 35军,水陆分道并进。苏定方在坝江击败高句丽军,屡战屡胜,进围平壤;契苾何力于鸭绿水大败盖苏文之子男生,斩3万人。时百济旧将叛乱,而苏定方围平壤久攻不下,逢大雪天寒,高宗遂于662年二月命唐军自高句丽班师。退军时,左骁卫将军、沃沮道总管庞孝泰在蛇水战败,庞孝泰和他的13个儿子(何其多也!)皆战死。

公元666年,高句丽内乱,泉盖苏文死后,世子男生代为莫离支,但为二弟男建所逼,降于唐。唐高宗派契毖何力、庞同善等击高句丽,援救泉男生。不久,唐高宗以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统帅诸军,分道高句丽。以后一年多时间,各战场捷报频传:李绩攻取高丽军事重镇新城(注:今辽宁抚顺北高尔山城),并趁势将附近的16座城池全部攻下;薛仁贵在金山击破高句丽大军,斩首5万余级,攻下南苏、木底、苍岩三城,与泉男生军会师;李绩等攻占扶余城,斩俘万余人,扶余川中40余城亦望风归降,再战薛贺水斩俘3万余人,乘胜攻占大行城(注:今辽宁丹东西南娘娘城)。到了668年春夏,各路唐军会师,推进至鸭绿栅。高丽发兵抵抗,唐军奋勇出击,大败高句丽军,追奔200余里,攻拔辱夷城(今朝鲜永柔境),高句丽其他各城守军或逃或降。唐军进至平壤城下,围平壤月余,高句丽王高藏派泉男产率首领98人出降。泉男建仍然闭门拒守,并多次遣兵出战,皆败。九月十二日,高句丽僧信诚打开城门,唐军冲进城中,俘男建,高句丽全部平定。

唐平高句丽后,分其境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并于平壤设安东都护府以统之,任命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检校安东都护,领兵二万镇守其地。

1945年9月2日,根据盟国协议,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在第一号指令中,以北纬38度线为界作为美苏两国军队分别受理驻朝日军的投降事宜和对日开展军事活动的临时分界线,以北为驻朝苏军受降区,以南为美军受降区。日本投降后,美、苏军队分别进驻三八线南北地区。1948年8月和9月,朝鲜南北地区

成绩优异的大学生,沉迷于宗教信仰(佛教)走火入魔,父母为之落泪,敬请各路人士提供宝贵意见,挽救这位青年!

悬梁刺股

东汉时候,有个人名叫孙敬,是著名的政治家。他年轻时勤奋好学,经常关起门,独自一人不停地读书。 每天从早到晚读书,常常是废寝忘食。读书时间长,劳累了,还不休息。时间久了,疲倦得直打瞌睡。 他怕影响自己的读书学习,就想出了一个特别的办法。古时候,男子的头发很长。他就找一根绳子, 一头牢牢的绑在房梁上。当他读书疲劳时打盹了,头一低,绳子就会牵住头发,这样会把头皮扯痛了, 马上就清醒了,再继续读书学习。

这就时孙敬悬梁的故事。

战国时期,有一个人名叫苏秦,也是出名的政治家。在年轻时,由于学问不多不深,曾到好多地方做事, 都不受重视。回家后,家人对他也很冷淡,瞧不起他。这对他的刺激很大。所以,他下定决心,发奋读书。 他常常读书到深夜,很疲倦,常打盹,直想睡觉。他也想出了一个方法,准备一把锥子,一打瞌睡, 就用锥子往自己的大腿上刺一下。这样,猛然间感到疼痛,使自己清醒起来,再坚持读书。 这就使苏秦"刺股"的故事。

〔注〕:从孙敬和苏秦两个人读书的故事引申出"悬梁刺股"这句成语,用来比喻发奋读书,刻苦学习的精神。 他们这种努力学习的精神是好的,但是他们这种发奋学习的方式方法不必效仿。

凿壁偷光

西汉时有一个大学问家名叫匡衡。他小时候就非常喜欢读书,可是家里很穷,买不起蜡烛,一到晚上就没有办法看书,他常为此事发愁。这天晚上,匡衡无意中发现自家的墙壁似乎有一些亮光,他起床一看,原来是墙壁裂了缝,邻居家的烛火从裂缝处透了过来。匡衡看后,立刻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找来一把凿子,将墙壁裂缝处凿出一个小孔。立刻,一道烛光射了过来,匡衡就着这道烛光,认真地看起书来。以后的每天晚上,匡衡都要靠着墙壁,借着邻居的烛光读书。由于他从小勤奋好学,后来匡衡成了一名知识渊博的经学家。

囊萤映雪 “囊萤映雪”这则成语的囊萤是晋代车胤家贫,没钱买灯油,而又想晚上读书,便在夏天晚上抓一把萤火虫来当灯读书;映雪是晋代孙康冬天夜里利用雪映出的光亮看书。后用“囊萤映雪”比喻家境贫苦,刻苦读书。 “这个成语来源于《晋书.车胤(yin)传》,胤......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孙康家贫,常映雪读书。 “晋代时,车胤从小好学不倦,但因家境贫困,父亲无法为他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为了维持温饱,没有多余的钱买灯油供他晚上读书。为此,他只能利用这个时间背诵诗文。 “夏天的一个晚上,他正在院子里背一篇文章,忽然见许多萤火虫在低空中飞舞。一闪一闪的光点,在黑暗中显得有些耀眼。他想,如果把许多萤火虫集中在一起,不就成为一盏灯了吗:于是,他去找了一只白绢口袋,随即抓了几十只萤火虫放在里面,再扎住袋口,把它吊起来。虽然不怎么明亮,但可勉强用来看书了。从此,只要有萤火虫,他就去抓一把来当作灯用。由于他勤学苦练,后来终于做了职位很高的官。 “同朝代的孙康情况也是如此。由于没钱买灯油,晚上不能看书,只能早早睡觉。他觉得让时间这样白白跑掉,非常可惜。 “一天半夜,他从睡梦中醒来,把头侧向窗户时,发现窗缝里透进一丝光亮。原来,那是大雪映出来的,可以利用它来看书。于是他倦意顿失,立即穿好衣服,取出书籍,来到屋外。宽阔的大地上映出的雪光,比屋里要亮多了。孙康不顾寒冷,立即看起书来,手脚冻僵了,就起身跑一跑,同时搓搓手指。此后,每逢有雪的晚上,他就不放过这个好机会,孜孜不倦地读书。这种苦学的精神,促使他的学识突飞猛进,成为饱学之士。后来,他也当了高官。

刘绮燃荻读书。梁代时彭城人刘绮,“早孤家贫,灯烛难办,常买荻折之,燃荻为灯”,发奋读书。

苏廷吹火读书。“少不得父意,常与仆夫杂处,而好学不倦。每欲读书,总无灯烛,尝于马厩中,借火照书诵焉,其苦如此。”

常林带经耕锄。汉末常林,“性好学,带经耕锄。其妻常自馈饷之,林虽在田野,其相敬如宾。”

李密牛角挂书。隋朝李密,少年时候被派在隋炀帝的宫廷里当侍卫。他生性灵活,在值班的时候,左顾右盼,被隋炀帝发现了,认为这孩子不大老实,就免了他的差使。李密并不懊丧,回家以后,发愤读书,决定做个有学问的人。有一回,李密骑了一条牛,出门看朋友。在路上,他把《汉书》挂在牛角上,抓紧时间读书。此事被传为佳话。

董仲舒三年不窥园。董仲舒专心攻读,孜孜不倦。他的书房后虽然有一个花园,但他专心致志读书学习,三年时间没有进园观赏一眼,董仲舒如此专心致志地钻研学问,使他成为西汉著名的思想家。

管宁割席分坐。汉时,管宁与华歆二人为同窗好友。有一天,两人同席读书,有达官显贵乘车路过,管宁不受干扰,读书如故,而华歆却出门观看,羡慕不已。管宁见华歆与自己并非真正志同道合的朋友,便割席分坐。管宁其后终于事业有成!

匡衡凿壁偷光。西汉时期,有一个特别有学问的人,叫匡衡,匡衡小的时候家境贫寒,为了读书,他凿通了邻居文不识家的墙,借着偷来一缕烛光读书,终于感动了邻居文不识,在大家的帮助下,小匡衡学有所成。在汉元帝的时候,由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推荐,匡衡被封郎中,迁博士。

车胤囊萤夜读。车胤,字武子,晋代南平(今湖北省公安市)人,从小家里一贫如洗,但读书却非常用功,“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继日焉。”车胤囊萤照读的故事,在历史上被传为美谈,激励着后世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

陈平忍辱苦读书。陈平西汉名相,少时家贫,与哥哥相依为命,为了秉承父命,光耀门庭,不事生产,闭门读书,却为大嫂所不容,为了消弭兄嫂的矛盾,面对一再羞辱,隐忍不发,随着大嫂的变本加厉,终于忍无可忍,出走离家,欲浪迹天涯,被哥哥追回后,又不计前嫌,阻兄休嫂,在当地传为美谈。终有一老着,慕名前来,免费收徒授课,学成后,辅佐刘邦,成就了一番霸业。

陆羽弃佛从文。唐朝著名学者陆羽,从小是个孤儿,被智积禅师抚养长大。陆羽虽身在庙中,却不愿终日诵经念佛,而是喜欢吟读诗书。陆羽执意下山求学,遭到了禅师的反对。禅师为了给陆羽出难题,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教育他,便叫他学习冲茶。在钻研茶艺的过程中,陆羽碰到了一位好心的老婆婆,不仅学会了复杂的冲茶的技巧,更学会了不少读书和做人的道理。当陆羽最终将一杯热气腾腾的苦丁茶端到禅师面前时,禅师终于答应了他下山读书的要求。后来,陆羽撰写了广为流传的《茶经》,把祖国的茶艺文化发扬光大!

少年包拯学断案。包拯包青天,自幼聪颖,勤学好问,尤喜推理断案,其家父与知县交往密切,包拯从小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的断案知识,尤其在焚庙杀僧一案中,包拯根据现场的蛛丝马迹,剥茧抽丝,排查出犯罪嫌疑人后,又扮阎王,审清事实真相,协助知县缉拿凶手,为民除害。他努力学习律法刑理知识,为长大以后断案如神,为民伸冤,打下了深厚的知识基础。

万斯同闭门苦读。清朝初期的著名学者、史学家万斯同参与编撰了我国重要史书《二十四史》。但万斯同小的时候也是一个顽皮的孩子。万斯同由于贪玩,在宾客们面前丢了面子,从而遭到了宾客们的批评。万斯同恼怒之下,掀翻了宾客们的桌子,被父亲关到了书屋里。万斯同从生气、厌恶读书,到闭门思过,并从《茶经》中受到启发,开始用心读书。转眼一年多过去了,万斯同在书屋中读了很多书,父亲原谅了儿子,而万斯同也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万斯同经过长期的勤学苦读,终于成为一位通晓历史遍览群书的著名学者,并参与了《二十四史》之《明史》的编修工作。

唐伯虎潜心学画。唐伯虎是明朝著名的画家和文学家,小的时候在画画方面显示了超人的才华。唐伯虎拜师,拜在大画家沈周门下,学习自然更加刻苦勤奋,掌握绘画技艺很快,深受沈周的称赞。不料,由于沈周的称赞,这次使一向谦虚的唐伯虎也渐渐地产生了自满的情绪,沈周看在眼中,记在心里,一次吃饭,沈周让唐伯虎去开窗户,唐伯虎发现自己手下的窗户竟是老师沈周的一幅画,唐伯虎非常惭愧,从此潜心学画。

屈原洞中苦读。屈原小时侯不顾长辈的反对,不论刮风下雨,天寒地冻,躲到山洞里偷读《诗经》。经过整整三年,他熟读了《诗经》305篇,从这些民歌民谣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终于成为一位伟大诗人。

范仲淹断齑划粥。范仲淹从小家境贫寒,为了读书,他省吃俭用。终于,他的勤奋好学感动了寺院长老,长老送他到南都学舍学习。范仲淹依然坚持简朴的生活习惯,不接受富家子弟的馈赠,以磨砺自己的意志。经过刻苦攻读,他终于成为了伟大的文学家。

司马光警枕励志。司马光是个贪玩贪睡的孩子,为此他没少受先生的责罚和同伴的嘲笑,在先生的谆谆教诲下,他决心改掉贪睡的坏毛病,为了早早起床,他睡觉前喝了满满一肚子水,结果早上没有被憋醒,却尿了床,于是聪明的司马光用园木头作了一个警枕,早上一翻身,头滑落在床板上,自然惊醒,从此他天天早早地起床读书,坚持不懈,终于成为了一个学识渊博的,写出了《资治通鉴》的大文豪。

玄奘苦学佛法。玄奖是唐代一位高僧,为了求取佛经原文,玄奘从贞观三年八月离开长安,万里跋涉,西行取经,终于到达印度,历时十七年,著有《西域记》,为佛教和人类进步、世界文明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岳飞学艺。民族英雄岳飞生逢乱世,自幼家贫,在乡邻的资助下,拜陕西名师周桐习武学艺,期间,目睹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萌发了学艺报国的志向,克服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寒暑冬夏,苦练不缀,在名师周桐的悉心指导下,终于练成了岳家抢,并率领王贵,汤显等伙伴,加入到了抗金救国的爱国洪流中。

厉归真学画虎。五代画虎名家历归真从小喜欢画画,尤其喜欢画虎,但是由于没有见过真的老虎,总把老虎画成病猫,于是他决心进入深山老林,探访真的老虎,经历了千辛万苦,在猎户伯伯的帮助下,终于见到了真的老虎,通过大量的写生临摹,其的画虎技法突飞猛进,笔下的老虎栩栩如生,几可乱真。从此以后,他又用大半生的时间游历了许多名山大川,见识了更多的飞禽猛兽,终于成为一代绘画大师。

沈括上山看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当读到这句诗时,沈括的的眉头凝成了一个结,“为什么我们这里花都开败了,山上的桃花才开始盛开呢?”,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沈括约了几个小伙伴上山实地考察一番,四月的山上,咋暖还寒,凉风袭来,冻得人瑟瑟发抖,沈括矛茅塞顿开,原来山上的温度比山下要低很多,因此花季才来得比山下来得晚呀。凭借着这种求索精神和实证方法,长大以后的沈括写出了《梦溪笔谈》。

徐霞客志在天下。有一天,江边发生了一件怪事,很多人在打捞落水的石狮,却怎么也找不着。这时,一个叫徐霞客的小孩说,只要溯江而上,就能找到石狮。果然石狮找到了,大家都赞誉这个聪颖的小孩。原来他就是长大后成为伟大地理学家、旅行家的徐霞客。

李晟练成神箭手。李晟的父亲是一员威武的大将,李晟希望长大成为父亲一样的人。可是,父亲却总是说他年纪小,不能习武。李晟不甘心,偷偷学习射箭,终于练成了百发百中的神箭手,让父亲刮目相看。

陆游书巢勤学。南宋诗人陆游他从小就刻苦勤奋、敏而好学。他的房子里,桌子上摆的是书,柜中装的是书,床上堆的也是书,被称作书巢。他勤于创作,一生留下了九千多首诗,成为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大文学家。

刘勰佛殿借读。夜深了,佛殿里忽然传来朗朗的读书声。小和尚们吓坏了,以为里面有鬼,立刻报告给老和尚。于是,老和尚带领小和尚捉鬼,没想到“鬼”原来是一个叫刘勰穷孩子,他在借佛灯读书呢。刘勰经过刻苦学习,终于成了伟大的文学家。

阎若璩口吃成大器。著名的考据学家阎若璩小时候是个口吃的孩子,常受到大家的嘲笑和欺负,在母亲和老师的鼓励下,阎若璩凭着勤能补拙的精神,刻苦读书,付出别人几倍的努力,赶上了正常的同学,此后,阎若璩仍旧凭着这股好学肯吃苦的精神,成为了著名的学者。

顾炎武读破万卷书。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童年非常不幸,天花病差点夺走了他的生命。虽然他体弱多病,但是在母亲的教导和鼓励下,顾炎武勤奋苦读,以过人的毅力手抄《资治通鉴》,终于成为一代大学者。

欧阳修刻苦练字。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自幼天资过人,但是由于家境贫寒,家里无钱买纸买笔,欧阳修的母亲郑氏为了让儿子习文练字,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用荻草代替毛笔教小欧阳修写字。欧阳修勤奋刻苦,练成了一手好字,成为远近闻名的神童,而这种刻苦精神也影响了他的小伙伴李尧辅,将李尧辅带上好学之路。

蒲松龄草亭路问。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路边搭建茅草凉亭,记录过路行人所讲的故事,经过几十年如一日地辛勤搜集,加上自己废寝忘食的创作,终于完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划时代的辉煌巨著《聊斋志异》。

贾逵隔篱偷学。贾逵,字景伯,出生于公元30年,东汉人,是有名的经学家、天文学家。他是西汉名家贾谊的九世孙。父亲贾徽也是一个大学问家。贾逵深受家庭的影响,从小聪慧过人。为了能够读书,贾逵小时候隔着竹篱笆,偷听老师讲课的故事。

孟柯改过勤学。孟子是战国时代的著名思想家、政治家。

但是,孟子并非是一个天生就有学问的人,他幼年的时候非常贪玩,不喜欢读书。后来,孟母为了教育他,三次搬家,还剪断布匹开导他。终于,孟子明白了要想成才,必须努力勤奋的道理。

宋濂冒雪访师。明朝著名散文家、学者宋濂自幼好学,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写得一手好文章,被明太祖朱元璋赞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很爱读书,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总要刨根问底。这次,宋濂为了搞清楚一个问题,冒雪行走数十里,去请教已经不收学生的梦吉老师,但老师并不在家。宋濂并不气馁,而是在几天后再次拜访老师,但老师并没有接见他。因为天冷,宋濂和同伴都被冻得够呛,宋濂的脚趾都被冻伤了。当宋濂第三次独自拜访的时候,掉入了雪坑中,幸被人救起。当宋濂几乎晕倒在老师家门口的时候,老师被他的诚心所感动,耐心解答了宋濂的问题。后来,宋濂为了求得更多的学问,不畏艰辛困苦,拜访了很多老师,最终成为了闻名遐迩的散文家!

陶弘景菜园求学。古代的时候,对自然界产生很多误区,人们相信螺赢是将螟蛉变成自己的儿子这个荒唐的传说,还把领来的儿子叫做“螟蛉子”。陶弘景对此表示怀疑。他在村边的菜园子里找到一窝蜾蠃,蹲在菜地里聚精会神地整天观察。陶弘景发觉它们有雄也有雌,经过许多天细致的观察,陶弘景终于揭穿了蜾蠃衔螟蛉的秘密:原来蜾蠃也有自己的后代,螟蛉是被衔到窝里给幼虫当食物的,根本不存在“螟蛉义子”这回事!从此,陶弘景更感到,凡事最好亲自观察,绝不能人云亦云。

求纳

请问各位对佛法有一定研究的人一个问题

方法当然有,只有你们自己才能帮自己渡过难关。

第一从现在开始你们不要逼他,让他信佛吃素,这是你们前世今生的因果业障造成的。千万不要逼他,越逼他反而让他离你们越远。

第二恐怕你们很难做到,但这可能是留住他的唯一方法。就是你们开始学佛,你们修的比儿子好才能改变他的心。我学佛吃素3年了,现在过的很好,不想出家,我想只要有一颗真心,在哪里都是一样的。我学佛的方式与你儿子不同,学佛应该从心上修起,以孝为先,学佛的慈悲和智慧,放下执着、分别心,使自己和别人都远离烦恼,这样才是佛的大愿——救度众生。如果学佛使身边的人起烦恼加怨恨甚至要寻死,就是方法错了。你儿子学佛的方法不对,但是你们现在和他理论佛法,他是不会听的。只有你们用实际的行动才能改变他。

第三如何用行动改变他呢?这不是一天两天的时间能办到的。首先你们要学习《十善五戒》,而且要做的比儿子好,你们住在一起,他不可能感觉不到。拜佛重在心诚,不是要额头都红肿,真诚不是外表做出来的,要看心诚不诚。你儿子的智慧没打开所以才会这样,所以你们必须每天念21至49遍《心经》,念之前说: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帮我的儿子(姓名报出来)开智慧。

你们先这样做起来,一定会有效果的。

急!!!!!!读佛经需要理解它的意思吗

为什么不去看看佛教历史书籍呢? 不能经过学术研究的宗教信仰是脆弱的。

根据学者的研究,‘如是我闻’是我是指阿难。而佛灭之后,佛陀弟子大迦叶召集500阿罗汉来制定要流传的佛法内容以及戒律。历史称为‘第一次结集’。经典的内容由阿难所背诵,则以‘如是我闻’为开头。戒律则有佛陀弟子,号称‘持戒第一’的尤波离背诵。而经过500阿罗汉认可的佛法内容,就是‘杂阿含经’。

早期的佛法是用口诵的方式来流传。后来佛教的根本分裂为‘上座部’和‘大众部’。上座部流传的佛法传入斯里兰卡,但因为斯里兰卡连年战争。比丘们害怕佛法会失传,他们根据佛陀时代普遍使用的语言‘巴利语’抄录在贝叶上。这就是第一本佛教经典,那时是佛灭400年,约公元前100年。大约公元50年,大众部也把佛法抄录下来,但所使用的语文是古印度雅语‘梵语’。

到了印度佛教要灭亡的时候,大约公元700年。中国佛教的经典已经混乱了,因为任何所篡改,甚至篇写的新佛典,只要加上‘如是我闻’ 就被当作是佛陀的经典。实际上,那些都是外道的经典或者伪经。原因就是中国人根本分不清楚,那一本是真的佛说经典。佛陀入灭后,很多外道都自称教主为‘佛’,包括嗜那教,迦旃延佛(婆罗门十八姓之一,外道亦称其祖师为佛,但教义不同。)等等。

中国人都不分清楚地一致接受,都称为‘佛说’。他们只会以‘如是我闻’来判断,但实际上的佛陀之法已经近乎灭绝了。现今的学者都以当初500阿罗汉的佛法内容以及直到抄录成为经典的‘阿含经’为最接近原始佛教的标准。

中国佛教宣称大乘经典的由来是菩萨,诸佛以及阿难到龙宫或者忉利天从新制定经典。时间点就是第一次结集的时候,他们称为‘窟外结集’。但是大部分学者都不认同这些超越常人理解的解释,因为很难相信有外星菩萨或者外星诸佛,这样的思考逻辑。

其实很多经典内容可以从里面的文学手法去看出端倪,并且了解篇写时代。最早期的梵语阿含经或者巴利语阿含经所记载的文学方式,除了‘如是我闻’以外,还有‘佛告诸比丘’的简单说明。但后期的大乘经典则是什么诸佛,菩萨,甚至1250阿罗汉,天人等等都一一举例。但您不妨想想,佛陀时代的佛弟子是全印度到处游走的,可能会1250阿罗汉来聚集吗?佛陀入灭的时候,经过认可的阿罗汉只有500人啊!还有阿含经记载的天人来访的时间是‘后夜(凌晨2 ̄4点)’,这称为诸天相应。而不是后期大乘经典记载的大白天。

还有有些经典会列举16阿罗汉,也就是现今流传的十八罗汉(其中2位重复)。但事实上,佛陀时代只有16位阿罗汉中的10位,也就是佛陀十大弟子。而后面的6位阿罗汉是佛灭时代才出现的。

经过学者的大量文学以及历史研究,其实是可以发现每一本佛典的篇写年代以及文学说法的。地藏经是公元800年以后所篇写的。王子金乔觉就是地藏王菩萨,此人在历史上有记载。所以推测来说,地藏经最少是公元800年的中后期大乘经典。

在下介绍您一些书籍,可以看看佛教历史。渥得尔--印度佛教史,希尔伯列克--史念原始佛教,走出弥陀的光环。或者您可以到觉悟之路网站看看一些资料。

的确是后人容易胡乱篡改以及盗名篇写。很多佛典的内容都似佛非佛,似法非法,似律非法。就如同当初提婆达多所说的‘五事’,但还是很多人没有办法分辨。譬如说,禅宗不重视戒律,但佛陀教导要以戒为师。净土宗的他力本愿说,阿弥陀佛能以愿力帮助往生净土。但佛陀教导「自洲以自依」,「法洲以法依」,「不异洲,不异依」,明白指示弟子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法的指导,以自身的修习做为停靠的洲屿,以法义的体验做为停靠的洲屿,不要依靠其他外在的力量或神秘的方法,也不要以别人或其他地方做为停靠的洲屿。佛陀在强调这两项洲依时都没有提到「佛洲佛依」或「僧洲僧依」,有别於三皈依的一般教导。佛陀不希望弟子对「皈依佛」有了错误的依赖感,以为依靠佛陀庄严的色身或高贵的声誉,即可达到解脱之道。即使在「皈依法」的教示上,也不希望弟子勉强的相信或盲目的信仰。

有一些论藏还是有作者的。譬如无著的瑜伽师地论,大乘庄严经论颂,辩中边论颂,现观庄严论颂,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论颂等。三法印以及四法印已经不足以辨知经典的真伪了,必须借助学者的学术性研究,这才能找到真正的佛陀经典。很多经典的作者已经缺失了,但大部分学者都认同一些大乘经典是来自西方大乘师。

龚斌的学术专著

大乘经典一般都含三义:外义、内义、密义。

我们读经在任何一个角度了知经义都是可以的。从一般意义而言,外、内、密好象是一个由低到高的次第,如此理解也是如法的,不能说是错误。但就佛陀开演一乘了义的本意而言,外、内、密三者更是指进入佛陀教言的三个门径,从任何一门进入,皆成就解脱。

这是对于读经的最重要的一个观念。

比如,《普贤行愿品》偈颂中说“广修供养”。这一节经文中就典型地说出了外、内、密三义。它的外义是说,要修广大供养,一切妙善受用品皆作供养修;内义就是如说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摄受众生供养……等;密义呢,行愿品虽然没有特别开演,也有提到,说,诸佛与众生是体性一如的,诸佛从众生中出,没有对于众生的慈悲,怎么可以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呢。这个在经文中是解释是内供养的理由,事实上它也是供养的密义,就是生佛不二,体性自性一如。

又如偈中说:“于诸惑业及魔境,世间道中得解脱,犹如莲花不著水,亦如日月不住空。”它的外义就是说我们修行中要在众生中寻求解脱道,要在利益众生中成佛。这个是绝大多数人都可以懂的。读经读到这个程度也算是对于经义的正确理解。它的内义,则是说行诸菩萨道的关键在于自心的解脱,心解脱才可以在一切世间不染著。它的密义则指证悟自然本智的最胜境界,了知一切现象皆如空花……。

所以说了知经义的真实意思有这样三个层次,做到任何一个层次,都是可以的。一般而言做到了解外义没有问题。否则佛陀的教言连外义都难以理解,那佛所说岂不是精神贵族的享用品?事实上佛正是为摄受广大众生而开演经义为外内密三义。所以说只要不师心自是,以诚敬心读经,一般不会有问题。即使存在一点小误解,带有一些分别习气,只要慢慢修行下去,读诵下去,佛菩萨也不会任你错解而坐视不管。所以不用过于担心。

二、心行证知

所有的经典目的都是了为修证心性,利益众生。那么,对于经典的最后了达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的。仅仅通过读诵,不是一个完整的修法,不能完成大乘菩提心。

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可以这样做:

1、供养。在三宝中,最重要的是法宝,佛为导师,僧为助伴。所以读经前洒扫坛城(家中佛堂),供养三宝(尤其是供灯,较为重要,这是获取智慧的最易行法)则是一个必修的课程。洒扫时要做扫除内心的尘欲想,扫除边见想,等等。如此,许多难以明白的经义,在三宝的加持下会迅速证悟。这个在菩提道第中一般作为第一加行。

2、礼佛。我个人的许多疑惑,在礼佛过程中“柳暗花明”,那种感应真是不可思议。

3、以无分别心修持四摄六度。我做的不好,不谈。

4、读诵相关经论和注释。如修净土的汉传《四帖疏》。论典极为重为,它是经义的总结,而且由佛菩萨化现的祖师来做的,内容完全没有问题。

5、最后,如果是修学密乘,则至诚祈祷上师,或观本尊,是为明了经义最根本途径。

《鬼神奇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鬼神世界》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0年7月

《宫廷文化》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3年10月

《陶渊明集校笺》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年12月

《中国诗歌史话》 黄山书社 19年6月

《中国人的休闲》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5月

《中国近代散文精粹类编·讽喻篇》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年6月

《陶渊明传论》 华东师大出版社 2001年3 月

《情有千千结—青楼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1年12月

《北里琐话》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3年7月

《图说青楼》 云南美术出版社 2003年12月

《慧远法师传》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8年4月

《世说新语校释》(上中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3月

《鸠摩罗什传》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8月

《中国人的休闲》北京文津出版社 2013年4月

附一: 集大成的《世说新语校释》 日期:2013-04-15 作者:骆玉明 来源:文汇报    集大成的《世说新语校释》

骆玉明

《世说新语》的笺疏、校释一类工作自古以来就吸引了诸多研究者的注意。现代学者全面系统的考释工作始于余嘉锡先生的《世说新语笺疏》,其后不断有学者以各自的专长介入。香港中文大学杨勇教授的《世说新语校笺》开始有意识地广罗众家之说。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的华东师范大学龚斌教授的《世说新语校释》,从集大成而臻于完善的意义上说,达到了目前的最高水准。

《世说新语》是关于魏晋历史与思想文化的重要典籍,一代人物风流,玄谈旨趣,尽载于此。但这也是一部不容易读的书。它所记多为逸事传闻,作为史料而言真实性如何难以判断;人物的事迹往往只是片言只语,所牵连的政治背景和人物关系有待费心追寻;玄妙的谈论大抵言简旨远,有时则未免云笼雾罩。加上年代久远,名物制度,每有疏隔,传写讹误,在所难免,口语俗谚,不易索解,几乎每一条都需要考证辨析。

正因如此,《世说新语》的笺疏、校释一类工作自古以来就吸引了诸多研究者的注意。现代学者全面系统的考释工作始于余嘉锡先生的《世说新语笺疏》,这部始于抗战时期的著述到1983年才出版,以功力深厚而著称。其后不断有学者以各自的专长介入,成果越来越丰富,使得《世说》研究有了自成一门专学的规模。香港中文大学杨勇教授的《世说新语校笺》开始有意识地广罗众家之说,到2000年的修订版大致形成一种集大成的面目。杨书取材丰富,但校笺较为简约。书中大量以己意改动原文,似乎要做成一种终结性的新版本,而事实上许多改动毫无必要且不无失误,颇为可惜。

去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了华东师范大学龚斌教授的《世说新语校释》,是《世说》研究的新成果。它和杨勇先生的书一样,是个人研究心得与博众人之长的结合,但做法上有很多不同。在我看来,从集大成而臻于完善的意义上说,它达到了目前的最高水准。《世说》研究群贤所聚,于此占一席之地殊为不易。龚斌教授不喜热闹,除学问之道别无所好,潜心十年,乃有今日的成就。

龚书的显著特点是详赡和全备。它的篇幅在余嘉锡书与杨勇书的两倍以上,即约略可知。《世说》本文及刘孝标注的有些内容,看上去好像很平易,仔细考察,却有值得推敲的地方。譬如《德行》之十三,述“华歆与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是一个有名的故事。“难之”习惯上理解为“对此表示为难”,这确实也说得过去。龚书则引《尚书·舜典》之孔传:“难,拒也”,认为此处“难之”应是拒绝之意。当然,龚注虽于义为顺,却也并不是说习惯的理解完全不成立。我特地选这个很小的例子,是想说明龚书考察特别细致深入的特点,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对读者有很大的帮助。

龚书的另一个重要的长处是对各家之说的取舍与辩证。古今众多学者在《世说》的校释、考证方面提出了各自的见解,或见于专书,或见于报刊论文,或见于杂著。一部集大成的著作倘能汇其菁华,不仅为读者提供了方便,更是一种学术总结。但一人之见得失相参,各家之说彼此9牾,乃是常事。勤于搜讨、精心爬梳固然重要,在各家意见中明鉴是非、确定取舍,补充不足,更需要高明的眼光和深厚的功力。龚书的做法,不是简单地于诸说中择取一种,而是尽可能深入考察,是者以更多的材料证其所是,误者以细致的考辨论其所误。取一例来说,《世说》中以职衔称王羲之为“王右军”,人所习知。但“右军”为省称,具体而言是何官职,由于不同史籍记载有出入,导致混乱。姚鼐《惜抱轩笔记》认为“王羲之是右将军,而本传误作右军将军”。杨勇赞同其说,并将《言语》之六十二刘注引《文字志》中“右军将军”四字改为“右将军”。龚书详证“右军将军”与“右将军”是不同的官职,而“右军”只能是前者的省称,“右将军”则不能省为“右军”,其论坚确不移。凡此种种,实际上是对以往的《世说》研究成果作了一次系统的清理,于将来研究工作的推进大有助益。

《世说》的记载产生于中国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学者往往借此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重大问题申发自己的认识。陈寅恪先生论王导江东事业,汤用彤先生论玄学的思辨精神,宗白华先生论晋格之美,皆见识远大,启发后人。我对余嘉锡先生深怀崇仰,读其《笺疏》,于其以儒者立场痛斥魏晋人物的虚诞,既觉未免苛严,又能确切感受先生于民族危亡之际慷慨的情怀。要之,谈《世说》而局限于考定史实、辨校语辞,总不能使人满足。而龚书的第三个特色,正是有意承诸前辈之绪,研求幽邃,及于宏通,努力揭示魏晋时代的精神创造及其历史意义。虽然所谓“微言大义”的发挥总有见仁见智之异,但作者尊重前人而不为所囿,以成一家之言,正是学者的精神。

《世说新语校释》是一部规模宏大的著作。一二缺失或许难免,某些议论也颇可商榷。如山涛举嵇绍出仕,自顾炎武、余嘉锡皆严厉斥责,龚书亦指为“陷人于不义”,我以为这里面种种复杂的因素,人情的委曲,以“不义”一言蔽之,未必妥切。但读者只要通观全书,对其用力的辛勤,内涵的宏富,识断的精确,是能够看得清楚的。

这些年来人心浮躁,学术有荒疏之象,端赖一二君子远离世俗,不辞劳苦,维持其不坠。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附二:  信道笃而自知明 日期:2014-01-06 作者:阎诚骏 来源:文汇报    信道笃而自知明 ——读龚斌《慧远法师传》和《鸠摩罗什传》

□阎诚骏

去年,读了龚斌教授的《慧远法师传》(江西人民出版社)以后,很有些感慨。前不久,又读了他撰写的《鸠摩罗什传》(上海古籍出版社),掩卷而思,似乎更有些话想说说。

慧远和鸠摩罗什这两位中国佛教史上的高僧,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了解他们,就很难透彻地理解中国文化。而这两位大德法师的史迹很多,在枝枝蔓蔓的史料中,能够删繁就简,择善而从,使读者尽得其妙义,已属不易;由于两位高僧的事迹又涉及到众多佛经和佛理奥义,作者也抓住精要,解释得清晰而明白,更属难能可贵。

法师与佛经

众所周知,佛教起源于古印度,其创始人为释迦牟尼。释迦牟尼本名乔达摩·悉达多,是古印度迦毗罗国(现尼泊尔境内)净饭王之子,约生于公元前565年,卒于公元前485年,与我国孔子所处的时代相当。传说他一生下来就能说会走,浑身呈金**,更有32种异相,“悉达多”这个名字,意思就是“奇异吉祥”。29岁(一说19岁)时,悉达多放弃王位,离家出走,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悟出解除人间“生、老、病、死”痛苦的真理,也即佛教说的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了。

释迦牟尼悟道之后,就开始收徒传法。起初,他到鹿野苑(今波罗奈城)去度化曾经跟着他苦修、后又离开的憍陈如等5人,途中,释迦牟尼接受了几个商人的供养和皈依,这些商人是佛陀的第一批未出家的信徒。到鹿野苑以后,憍陈如等听了释迦牟尼的说法,大为感动,心悦诚服,也皈依了佛陀。这样,历史上的第一个佛教团体便建立了起来。接着,释迦牟尼“初转”,宣传他已证悟的“四圣谛”、“十二因缘”等佛法。此时,佛教一切宗派都承认的“三宝”(三皈依),即“佛、法、僧”,已具备。“佛”就是释迦牟尼、“法”就是“四圣谛”等佛法,“僧”就是憍陈如等信徒。于是,佛教作为一个宗教就正式创立了。

释迦牟尼成佛的年龄,史书上有不同的记载,有的说30岁,有的说35岁。此后50年中,直到他80岁逝世前,足迹所至,从未间断过向大众宣示他自己证悟的真理。

但是,释迦牟尼一生宣示佛法,却从未用文字把他自己说的经、律、论用文字记录下来。现存所有经典,相传都是他的弟子们在佛逝世后记诵出来的。其弟子结集经、律,均由阿难和优波离、摩诃迦叶诵出。所以一般认为佛经开卷(如《金刚经》、《无量寿经》)有“如是我闻”的句子,即是阿难亲自诵念的佛经,后来也有不是阿难诵出的佛经也冠以此句,表示取信。

佛教史上共有4次重大的结集,第一次结集,是释迦牟尼圆寂后不久,由佛的大弟子摩诃迦叶主持。第二次结集是在佛圆寂百年后。第三次结集在佛圆寂235年后的阿育王时代。第四次结集在佛圆寂后400年,大约公元1世纪左右。所谓结集,就是整理编辑的意思,参加者都是学德兼优的僧众。

现在我们见到的汉语佛经,就是从印度梵文、巴利文翻译过来的。佛经之难读,在于佛教术语多,语法文体又是古印度式的,最大的障碍在于不易明白其背景。其次,很多佛经以讲宗教信仰的道理为主,讲道理的部分,又有很多潜台词,弄不懂其内容,甚至会越看越糊涂。

我之所以推崇龚斌教授的《慧远法师传》和《鸠摩罗什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两本书文史并重,关键是把与慧远法师和鸠摩罗什法师有关的佛经都作了明白的介绍,对他们所持的佛教观点更是诠释得清清楚楚,使读者起码能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体会到佛教的文化内涵和人文意义。

慧远以玄证佛的净土思想

慧远是东晋时期佛教界的著名领袖,他隐居庐山东林寺30余年,由于他在佛学造诣和学问、品行方面的吸引力,许多人慕名而至。久而久之,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人,其中不乏饱学之士,从而自然地形成了一个研究、宣扬佛教的团体,使庐山成为当时江南的佛教中心。

从《慧远法师传》中,我们可以看到,慧远从小就学习儒家经典和老庄之学,博通六经。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战乱、分裂的年代,人们的生存状态处在一个特殊的无奈境地中。正是这种信仰无常、人生无常的时代,催发出历史上被称为“魏晋玄学”的思想花朵。玄学继承儒家和老庄经典,直接追究起宇宙之根本,当时上流社会的士族显官、文士学人,莫不竞相学习、诠释、发挥、辩论、成为一种风尚。

慧远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走上一条从儒学到玄学再到佛学的道路。因此,以玄证佛便成为他净土思想的基本特点。

慧远从研习儒学到崇尚玄学、杂引儒道之言入于佛学,更多的还是从玄学中寻找依据。玄学探讨宇宙的本体究竟是“有”还是“无”,并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慧远出于老庄对人生短促的感叹,把玄学的“本无”观引来阐述他的“因果报应”说,以此解释人生的痛苦、烦恼及解脱的出路,即信奉阿弥陀佛,往生阿弥陀净土。为此,他还约了100多人组织“莲社”,来提倡推行。正如龚斌教授所说:“慧远弘扬的净土法门,在中国佛教史上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净土宗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因此被奉为‘莲宗初祖’。”(见《慧远法师传》第134页)

慧远开创的净土宗这一佛教宗派,到了唐朝盛行起来,直到今天,仍然信徒众多。阿弥陀佛流传众口,名声甚至高过释迦佛。阿是无,弥陀是量,合起来就是无量,阿弥陀佛也称做无量寿佛。据说,若有人口念他的佛号,他必知道,又说,临终者若一心念他的佛号,他必接引此人去西天佛国,就是往生净土。

除了奠定净土宗的基本思想理论之外,让佛教真正合法地进入中国社会,慧远的贡献也是莫大的,这源于他千古传颂的护教之作《沙门不敬王者论》。有关这篇文章的背景,《慧远法师传》交代得非常清楚,并且立出专章,作了重点阐述。《沙门不敬王者论》共分5个部分:在家,出家,求宗不顺化,体极不兼应,形尽神不灭。第五部分“形尽神不灭”是全文的核心,在中国佛教史、中国哲学史上影响巨大。尤其是以“薪火之喻”来说明形尽神不灭,显示出慧远的博学和缜密的逻辑辩驳才能。“薪火”一词,在佛教典籍屡有言及,但慧远的“薪火”之喻,则之《庄子·养生主》:“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起尽也。”意思是说,薪有燃尽之时,火却一直传下去,不会穷尽。

总之,慧远以自己的饱学,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很多思想与源于印度的佛教思想糅合起来,创立了自己的佛学理论,不愧为一代高僧,读者若读一读《慧远法师传》,自会明白。

鸠摩罗什译经之虔诚

翻开龚斌《鸠摩罗什传》,开篇看到的是古代西域地区我国境内的景象。这样的写法,既具文学色彩,也符合历史真实。因为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先是东传西域,然后再传入我国中原(见《佛学研究十八篇》)。

鸠摩罗什就是西域龟兹(qiūcí)(今新疆库车县一带)人。他在中国佛教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带色彩的人物。传说鸠摩罗什7岁就跟着母亲剃度出家,9岁学经,12岁开座说法,20岁时,名声远播以至惊动了远在中原的前秦王苻坚。公元383年,苻坚派手下将领率7万大军破龟兹,目的竟然只是为了得到鸠摩罗什。可惜短短一两年后,苻坚就和他的前秦迅速消亡成历史,取而代之的是羌族人姚苌建立的后秦。讨伐龟兹的大将吕光在回中原的途中驻扎于凉州,并登基称帝,鸠摩罗什只得做了史称后凉的子民。可惜吕光等人并不器重他的佛学造诣,但是鸠摩罗什并没有荒废岁月,在凉州的10多年里,他通晓了汉语,学习了大量中国历史典籍。

又过了将近20年,后秦大败后凉。公元401年,崇佛的姚兴(姚苌之子)终于在长安迎来了两代人朝思暮想的已经58岁的鸠摩罗什。从此,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出面支持并组织的宏伟的佛经翻译,拉开了帷幕。

从公元401年开始到413年圆寂,鸠摩罗什和他的弟子们一共翻译了大小乘经、律、论35部,294卷。其中主要有《法华经》、《大品般若(bōrě)经》、《阿弥陀经》、《维摩诃所说经》、《金刚经》以及《百论》、《中论》、《大智度论》等。由于他佛学造诣精深,又精通汉语,弟子中又有一批杰出人才,所以他主持翻译的佛教经论,质量非常高,其中部分经论成为世代流传的译本,佛教很多宗派的宝典,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他翻译的《法华经》,又称《妙法莲华经》,内容丰富,文笔优美,日后成为天台宗的立宗之本。其中有一章(一品)专讲观世音菩萨的神迹。菩萨都是男身,但观世音菩萨常显女像而显得慈悲,经中说他闻声救苦,危难中念他的名号,他就来救苦救难。因此在民间流传广远。这部《法华经》和《维摩诃经》等,为历代文人所喜爱,不但鼓舞了晋唐的创作,还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意境。

从历史上的记载来看,鸠摩罗什翻译佛法,是以极其虔诚认真的态度进行的。每译一经,他总是先当众解析,然后以西域本口译为汉语,另有一僧人览阅译本核对,如果西域本有谬误,再用天竺梵本校正,并且反复斟酌汉语字义,直至数百人详加审定后才笔录下来,最后全面校正一遍,方才定稿。为了保证译本的质量,他甚至在众人面前发誓:“若所传无谬,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焦烂。”后来在他圆寂后果然应验了生前的誓语,现存甘肃武威的罗什寺塔,便是葬其舌头的地方。

鸠摩罗什的这种宗教精神、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一种敬业精神。这种精神,《鸠摩罗什传》第二十一章“形碎舌存”作了详尽的叙述,读来令人感动不已,慨叹万千。

有学者说,中国佛教是从鸠摩罗什才真正开始。从某种意义上,我以为并不为过。读完《鸠摩罗什传》,也许会有人认同这样的观点。

“名僧”与“高僧”之别

南朝梁代的慧皎在《高僧传·序》中说:“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实之宾也。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寡德失时,则名而不高。”

现代著名佛教史家汤用彤先生针对这段话解释说:“盖名僧者和同风气,依傍时代以步趋,往往只使佛法灿烂于当时。高僧者特立独行,释迦精神之所寄,每每能使教泽继被于来世。至若高僧之特出者,则其德其行其学识独步一世,而又能为释教开辟一新世纪。”(《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先生精辟地、具体地指出了“名僧”与“高僧”之别,尤其强调“高僧”是“特立独行”,能够为佛教开辟新世纪的人物。根据汤先生的见解,《高僧传》里的慧远和鸠摩罗什,正是“佛教史上不数见”,能创宗立派,使佛教文化流光于后世的人物。

龚斌教授的《慧远法师传》和《鸠摩罗什传》,用丰富的史料,明白晓畅的语言向我们展示了这两位高僧的生平和思想,德行和学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慧远既是一位高僧,又是当时的一个大名士,其学问和人格,得到东晋时代上自帝王贵胄,下至学人释子一致的推崇。而鸠摩罗什则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奇人,他才华横溢,崇佛敬业,所翻译的佛经准确达意。对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由于生活在同一时代,虽然一在南方,一在北方,这两位高僧互相交流佛法学术,更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广泛流传,成为佛教史上的佳话。从他们的事迹来看,不愧为汤用彤先生所赞誉的“特立独行”的大德高僧。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韩愈在《伯夷颂》里的一段话:“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慧远、鸠摩罗什不正是这样“信道笃”而“特立独行”的先哲吗!

龚斌教授青年时代就深爱中国文学,还写得一手好诗。从教后,专治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数十年里,他不改初衷,“始终自守,不牵世俗趋舍”(《苏氏文集序》)。不管世风如何浮躁,终日劳筋苦骨,矻矻于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世说新语校释》三大卷、陶渊明研究等专著,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一致好评。当他把目光转向东晋十六国时代的两位佛教人物时,他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六朝散文般的文、通畅准确的语言所描绘出的栩栩如生的世态和人物形象,以及其中传递出来的浓浓的人文气息,再次令我感动,因而不揣浅陋,匆匆写些文字,供读者参考。